1976年1月，北京医院，朱德在女儿陪同下前来看望周恩来的遗体。年近九十的老人穿着整齐军装，步子已经不再利落。见到相交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安静地躺在那里，他久久没有说话，只是眼含泪水。
朱德一生经历过许多生死关头，却很少在人前流露悲伤。周恩来去世后，这种沉重打击显然超出了普通的哀痛。两人从革命战争年代一路走来，彼此熟悉，彼此信任，周恩来的离去，等于带走了一个时代中极重要的见证者。
有意思的是，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，朱德并没有频繁前往探望。不是感情疏远，而是担心自己的出现会打扰治疗，也怕两位老人见面后情绪过于激动。直到1975年7月11日，周恩来主动提出见面，这才留下了两人最后一次相聚。
那天下午，周恩来特意换下病号服，坐在客厅等候。朱德到达后，两人紧紧握手，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。此时的朱德已经八十九岁，周恩来的身体也十分虚弱，可一说起工作和往事，他们的精神反而振作起来。
临别时，两人都以为还会有下一次见面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场谈话竟成了永别。
1976年1月8日，周恩来逝世。朱德得知消息后受到极大震动。他想参加追悼会，但身体状况已不允许长时间外出，只能通过电视观看相关仪式。那段时间，他食欲下降，睡眠也受到影响，情绪始终难以平复。
家人担心他的身体，医生也建议休息治疗。可朱德没有让自己彻底停下来。两个月后，他在家中写下“革命到底”四个字，挂在房间里。对他来说，这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提醒自己：老战友已经离去，手上的事情还不能放下。
此时的中国，正处在特殊时期。周恩来去世后，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，许多重大事务需要有人承担。朱德虽然行动不便，却仍把自己当作一个能够继续工作的老兵。他常说，能做一点，就做一点。
这种性格，也体现在接待外宾的细节里。1976年6月，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·弗雷泽访华。朱德坚持亲自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对方。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，身边工作人员并不赞成，但他态度坚决。
“这是国家的事情，不能因为我年纪大就怠慢客人。”
朱德有一个保持多年的习惯：接见客人时，总要提前很久到场。他认为，提前等待是礼节，也是对来宾的尊重。那次会见，他仍然早早抵达大会堂。遗憾的是，由于外宾行程调整，会面时间推迟，朱德在闷热与空调交替的环境中等候了较长时间。
这件事后来被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反复提起。女婿刘铮在回忆中谈到，朱德的问题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出现的，而是长期劳累、年高体弱与疾病积累共同造成的。他不愿因身体不适耽误工作，往往把小病拖成大病，把休息放在工作之后。
会见结束回家后，朱德开始咳嗽，后来痰中带血。家人立即请医生诊治，并劝他住院。但朱德仍认为问题没有那么严重，直到几天后才进入医院接受治疗。此时病情已经复杂，肺部感染、心脏功能问题以及其他慢性疾病相互影响，身体很快衰弱下来。
即使住进病房，他也没有真正停止工作。报纸送来后，他坚持阅读；文件字迹看不清，就让秘书读给自己听。同志前来看望，他谈的也不是个人病情，而是生产、经济和国家建设。
李先念探望时，朱德开口问的仍是工作情况：“生产上的困难，解决得怎么样了？”
这场探望，几乎成了一次病房里的工作交流。朱德神志清楚，却明显已经没有过去的体力。有人劝他安心养病，他依旧惦记尚未处理的事务，甚至提出要接见外国驻华使节。医生只得拒绝，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承受不起更多活动。
住院不到十天，病情突然恶化。1976年7月6日，朱德在北京逝世。按实足年龄计算，他当时八十九岁，官方讣告称享年九十岁。
因此，朱德并非毫无征兆地“突然离世”。周恩来的去世加重了他的精神负担，长期坚持工作又消耗了本就衰弱的身体，外出会见外宾后的不适则成为病情恶化的诱因。真正决定结局的，是高龄、慢性疾病与急性感染叠加后的严重后果。
病房里的朱德，始终没有要求特殊待遇。酷暑之中，家人曾提议调换条件更好的病房，也被他拒绝。他不愿占用更多医疗资源，更不愿让身边人把自己当作需要特别照顾的老人。直到生命最后阶段，他牵挂的仍是工作文件、国家生产和未完成的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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